岩耸虎丘，月落剑池。

登上虎丘千人石，一眼就能看到西北侧的石壁上有四个擘窠大字“虎丘剑池”，银钩铁划，气势磅礴，菘以红色，分外醒目。

苏州一向有“假虎丘，真剑池”的说法，说的是“虎丘剑池”四个字为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手笔，只是因为年长日久，“虎丘”两字逐渐漫漶，由后人按原书风格重新补刻，补字技艺高超，一般人几乎看不出破绽。

传说归传说，但历史的真实又怎样呢？笔者为寻访二仙亭旁的三仙阁遗址，攀上岩石，在与“虎丘剑池”贴面而过时，偶尔发现，这四个字旁的空隙处，还刻有密密麻麻的许多小字，经仔细辨别，“虎丘“两字的右侧为三行某某地某某人到此一游之类，但“虎”字左侧则为揩书短文一篇。只是字迹漫漶，辨认时很困难，经用水浸湿，仔细识别后，发现为7行165字的短文，现录如下（标点为笔者所加）：

虎丘剑池四字为颜鲁公书，旧石刻二方二字，龛置剑池旁壁间。岁久剥蚀，虎字且中断矣，予求章仲玉氏钩勒镌之别石，出旧剑池二字于土中，与新摹虎丘字并盖以石座，庶可传久。生公讲台篆书四字，传为蔡襄惠公笔，一云李阳冰笔，讲字亦残毁，如虎丘刻新之。其二字以旧断石俱著壁间，以备后之考古者。仲玉是吴中名手，为王弇洲先生所赏识，摹此石不一月即化去，盖绝笔也。

万历甲寅二月  户部 新野马之骏识文

后有两方印章，但漫漶严重，已难以辨识。

据此实物、史料可以清晰地知道：

1、在明代以前就广为流传，“虎丘剑池”四字是唐代颜真卿所书，这四个字分别刻在两块石上；“虎丘”二字因年久剥蚀，在明万历甲寅即四十二年（1614年）一月由著名刻家章仲玉钩摹补笔，安放在石座上。重刻后不到一个月，章仲玉即身故，此石也成为他的绝笔之作。

2、修复这两处石刻的发起人为户部官员马之骏，在重修一个月后，专门题写了这一段跋文，刻于“虎”字的左侧，以告后人修旧如故的前因后果。

3、另外，千人石上的“生公讲台”四个篆字是蔡襄或者李阳冰所书，其中“讲”字也已残毁，采取与“虎”字同样的方法重刻。

这是如实记述有关“真剑池假虎丘”由来的史料原版。也就是说，“假虎丘，真剑池”的说法是有历史来历的，不是空穴来风。

若仔细端详“虎丘剑池”四字，“剑池” 二字为左右构体，“剑”宽91厘米，高96厘米，“池”宽94厘米，高76厘米，“虎”为上下构体，高110厘米，宽97厘米，“丘”为单构体，高63厘米，宽95厘米。显然，“虎丘”要比“剑池”略大一些。而在书风浑厚、笔力雄健方面，“虎丘”要比“剑池”稍逊一筹。再从两块青石的尺寸大小，“虎丘”高227厘米，宽114厘米，“剑池”高210厘米，宽126厘米，从形状、风化程度来看，也能看出“虎丘”和“剑池”确实不是同时所作、同人所为。

尽管钩摹重刻的“虎丘”和原刻“剑池”不是那么天衣无缝，但若不是行家里手和熟悉史料的人说破，一般人还是不易察觉的。这从一个方面可以印证，在明代苏州地区的石刻艺术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，对具体工匠来说，要做到“拷贝不走样”不仅需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艺，还要有很高的艺术鉴赏能力。章仲玉技艺水平如何？还有什么其他的传世作品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从“虎丘”两字，也能窥见其一斑。

史书上有关马之骏的记载不多，从《虎阜志》上可以得知，马之骏曾出任主管浒墅关税务的职务。浒墅关是京杭大运河的重镇，明代以来，这里一直是朝廷在江南的主要税关之一，税督与户部主事同级。马之骏十分喜爱虎丘，他精辟地称，虎丘名重海内，游事兴盛，盖“文章与山林，互为映发也。”虽然常年抱关，他却经常抽空前去揽胜，自认为与白居易“一年十二度“游虎丘相比，“不啻于三倍”。他发起修葺千顷云阁、平远堂等，寺僧对他非常崇敬，要他题名留字，他都认为是小事，婉言谢绝。唯在修复“虎丘剑池”和“生公讲台”石刻后，写下修复过程的跋文，详尽记述了这段历史，给后人留下了真实记载，从今天的眼光来看，这是对历史、对后人极其负责的态度。

作为一处历史文化名胜，流传千百年，天灾人祸、风雨沧桑在所难免。修修补补、增增减减也层出不穷。正是这种破毁和再次修复，也使文化遗产的生命得到延续，成为历史的永恒。马之骏的作为，可以说是一种楷模。

虎丘文化积淀深厚，人文景观丰富。近年来，一些历史上的遗迹正在逐步加以修复和重建。宋代诗人王须说得好：“寺古山奇众所传，欲留题咏愧先贤”。这不仅是指题一首诗、作一幅画，也包括建一厅立一石、种一树等的景观建设，都应该认真进行文化策划，有所为，有所不为，而且，也要和马之骏那样，把修复的过程一并流传下去，以使后人识别，真正体现虎丘文化的精髓——含真藏古。(何介利)